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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电影如何赢得市场、拥抱观众?

时间:2018年02月28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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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电影如何赢得市场、拥抱观众?

——《红海行动》启示录

  军事动作电影《红海行动》在2018年春节档上映后,因为题材原因,起初排片与票房并不理想,但影片的高品质以及片中昂扬的正能量、精彩的故事情节与超燃的战争场面在观众中赢得了上佳的口碑,迅速上演了排片与票房双双逆袭的好戏,截至2月27日已获得逾23亿元的票房佳绩。《红海行动》在商业与口碑上的成功,为国产主旋律电影进一步赢得市场、拥抱观众,作出了极为有益的启示。

  ——编 者

  “主旋律大片的成功是民心所向”

  ——总制片人唐静讲述电影《红海行动》创作始末

  □ 李 博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海政电视艺术中心主任、电影《红海行动》总制片人唐静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同自己敲定《红海行动》项目的那个下午。那是2016年春节刚刚过后的一天,唐静只花费十分钟为于冬讲述了《红海行动》第一稿剧本的故事,于冬就当即拍板,决定参与影片制作。“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热情一下子就被这个题材激发起来了。”唐静回忆,于冬只对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林超贤担任导演。”这竟与唐静的预想不谋而合。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艰巨项目,就这样水到渠成地拉开了大幕。

  说起创作《红海行动》的源头,还要往前倒推半年多时间。2015年3月,也门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护卫舰临沂号停靠也门港口亚丁,圆满完成了中国海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武装撤侨任务。唐静说,当时也门国内有多股反政府武装势力,其中有两股属于恐怖组织,只有中国的军舰敢于停靠亚丁湾实施撤侨,其他国家甚至美国的军舰都不敢停靠。最后中国海军不仅安全撤离了所有中国侨民,还帮助巴基斯坦等十多个国家的侨民撤离也门,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这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唐静表示。

  2015年下半年,海军首长作出决定,希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创作一部反映也门撤侨事件的影视作品。“考虑到事件的特性,我们认为比较适合拍摄成电影。”唐静说。然而海政电视艺术中心过去制作的都是《火蓝刀锋》这样的电视剧,从未涉足陌生的电影领域。如何才能制作完成一部面向市场、拥抱观众的主旋律电影?对于唐静和她的团队而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所幸的是,海政电视艺术中心拥有强大的创作人才。经过研究,唐静决定让曾与自己合作过热播剧《火蓝刀锋》的青年编剧冯骥创作影片的第一稿剧本。当年拍摄《火蓝刀锋》时,大部分取景都是在海军“蛟龙突击队”的大院里,几个月的拍摄时间,让唐静和冯骥对“蛟龙”有了十分深入的了解。“他们是海军陆战队中的特种兵,承担着与普通海军陆战队员不尽相同的任务。”唐静记得,冯骥当时就产生了冲动,希望创作一部关于“蛟龙突击队”的影视作品,结果机会就这样来了。

  在接下任务后,冯骥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写出一个既打动人心,又彰显正能量的剧本?“要尽可能还原真实,又不能写成无趣的纪录片风格。必须要拿捏好写实与虚构的分寸,这是创作剧本的第一准则。”唐静表示,通过对经历了也门撤侨事件相关人士的深入采访,冯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真实资料与生动细节,在此基础上,他将几位“蛟龙突击队”队员定为剧本的主人公,通过他们出生入死营救侨民的精彩故事,高度凝练地展现了中国海军的伟大精神。“求真是电影创作的最高境界,让观众相信我们的故事是真实的,继而通过艺术的升华来打动他们,是最为重要的。”冯骥的第一稿剧本完成后,得到了相关人士的一致肯定,这让唐静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取得第一步的成功后,唐静要面对的下一个难题是:如何将剧本拍成电影,生动地展现出中国现代化海军的风采?“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制片水平高的成熟合作伙伴,并搭建一个专业能力强的主创团队。”经过深入而细致的调研,唐静和她的团队选中了博纳影业。“当时博纳出品的《智取威虎山》刚刚在商业和口碑上取得双丰收,这坚定了我们的信心。”第一次通过朋友将项目方案交给于冬时,博纳还没完成《湄公河行动》《建军大业》两部主旋律大片的制作,于冬经过思量,暂时婉拒了《红海行动》。

  对于认准的事,唐静决不放弃。一直等到2016年春节过后,她终于同于冬会面了,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当唐静得知于冬也希望林超贤执导筒时,顿时体会到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畅快。林超贤在《逆战》《破风》等影片中展现出的刚毅之气,给唐静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观众在观看过《黑鹰坠落》《拆弹部队》这样的美国战争片之后,欣赏水平已经提升了一个层次,必须要用最先进、最现代的工业模式来创作国产战争片,才能吸引他们的关注。”就这方面而言,成功执导了《湄公河行动》的林超贤显然是最适合的导演之一。

  唐静坦言,起初自己和身边的人也曾有顾虑:请一个香港导演来,他能对中国海军有了解、有认同、有情怀吗?在与林超贤见面后,唐静一切的担忧马上就烟消云散了。“林超贤出生在国外,作为一个华人,他对祖国的向往,对祖国强大、军队强大的期待,或许比一直生活在国内的人更加强烈。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重度军事迷,甚至报名参加过军事培训班。”这次能有机会执导一部军事题材大片,将自己的梦想转化为现实,林超贤可谓激动万分。

  在接受了军事专家的集中“补课”、多次深入“蛟龙突击队”体验生活,并深入了解了中国海军的建制以及也门撤侨事件的前因后果之后,林超贤修改完成了第二稿剧本。在唐静看来,这次修改令剧本产生了质变,“林超贤以更加国际化的视角和更加工业化的思维方式,修改和提升了剧本,同时在军事专业性上也基本没有出现瑕疵。”

  影片在摩洛哥投拍后,条件异常艰苦,剧组必须面对酷热的天气、不时袭来的沙尘暴、崇山峻岭带来的交通阻塞等种种考验。“那时林超贤仿佛换了一个人,将自己变成了‘蛟龙’的一员,他从来不老老实实坐在监视镜前,而是充满激情地在整个拍摄现场飞奔。他的投入将整个剧组都带疯狂了,从演员到服装、化妆、道具人员,仿佛都被‘战神’附了体。”唐静还记得,林超贤曾对自己说:“我会让《红海行动》里的每一个镜头都是观众从没见过的。”令唐静欣喜的是,林超贤的确在电影里为观众震撼地呈现了一支从没见过的“蛟龙突击队”。

  《红海行动》在竞争惨烈的2018年春节档公映后,最初两天排片、票房都十分不利,但上佳的品质和极佳的口碑令影片迅速实现逆袭,至今已连续多日登顶单日票房排行榜首,目前累计票房高达21.38亿元。“这是民心所向。”对于《红海行动》的成功,唐静如是说,“观众在影片中看到了祖国的强大与大国的风范,这让他们在春节这个合家团圆的喜庆日子里,收获了最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获得了最充足的信心。”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

  ——访电影《红海行动》策划、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国家一级编剧周振天

 □ 张 成

  电影《红海行动》因为真实的战斗场面、对战争的写实呈现,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同时也有一些疑问的声音。针对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红海行动》策划、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国家一级编剧周振天。

  记者:《红海行动》为什么要如此写实?片中战争的残酷场景也是国产战争片里前所未见的。

  周振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军委指示,军事训练不能回避战争。海政领导也指示,《红海行动》的拍摄要展现当代军事题材中最有亮色的军事行为,展现十八大以来部队发生的深刻变化。《红海行动》是基于“也门撤侨”这一现实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虽然在现实中警戒任务执行得很顺利,从这点上看,《红海行动》是有艺术上的夸张。但是从全军执行任务来说,像我们的维和部队、大使馆武警部队都有牺牲的战士,从这点上看是写实的。《红海行动》是有心理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我比较喜欢网友说的那句“哪来的岁月静好,只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观众意识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我们广大官兵为保护国家人民所做的努力和牺牲。南海护航官兵看了《红海行动》,大家也反映,这是鲜活的战场教育,平常要更加注重练兵意志和苦练军事技艺。

  记者:观众普遍反映,《红海行动》的叙事专注克制。

  周振天:过去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出品过《深海利剑》这样的电视剧,但是电影跟电视剧不同,是情节密集型的。我们不能在战斗中拿大段时间抒情,这不现实。但是我们也做了画龙点睛式的情感处理,比如战友感情、爱情火花。在残酷的战争缝隙中突出人文关怀,比如解救被逼充当人肉炸弹的当地平民,我们完全可以只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我们的官兵冒着生命危险,还是去救了。比如那个阿拉伯女孩,我们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所以说,中国军队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但是,刻画一个团队先天就有难度,要让观众记住片中八个人物的不同,我们尽量让观众记住他们的行为、遭遇、结果。同时,我们还刻画了敌方的人物,比如敌方的狙击手就让人印象深刻。

  记者:也有舆论反映“黄饼”行动的加入导致剧情有些冗长。

  周振天:“黄饼”行动是原剧本没有的,这是林超贤导演后加的。但是审片的时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和海政电视艺术中心也认可了,因为我们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恐正是全世界的课题。这也把影片的主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记者:您怎么看观众把《战狼2》和《红海行动》作比较?

  周振天:《战狼2》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电影,是传奇式的,观众需要这样的英雄人物。而《红海行动》是纪实性的,讲究团队作战。比如在密集对抗中展现中国军人训练有素的战场智慧和技能、配合,在计划被打乱后又重新计划,展现了战斗的层次感。

  《红海行动》:中国主旋律电影叙事方式的又一次嬗变

  □ 赵 宜 张秀文

  春节档期间,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影片《红海行动》上映。影片呈现出高度市场化、类型化的特征,给观众带来超凡的视听体验。影片根据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改编,不仅宣示了富强崛起的祖国保护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义务与能力,同时也体现了当下中国理性面对国际事务、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积极态度。全片叙事节奏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并有着高度风格化的动作设计与场面调度,巷战、偷袭、狙击、突围被林超贤导演安排得有条不紊,真实而又形象地渲染了现代战争的残酷。与此同时,与近年来突出的类型电影主流表达的范式转向相一致,《红海行动》在战争故事原型中嵌入了“中国故事”的叙事内核,借用类型电影的外壳积极宣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呈现出主旋律叙事与电影类型化相结合之当下特征。

  事实上,《红海行动》不仅在叙事结构、视听表达、人物塑造上显示出了较高的工业水准,且在对于主旋律叙事的表述上也显得清晰、成熟,相较于近年来类型电影的主流化叙事实践,尤为明显地体现出了真正的时代旋律,为在电影中进行主流话语表达找到了一种较为成熟的阐述范式,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电影的主旋律叙事方式的又一次嬗变。

  之所以强调《红海行动》在主旋律叙事上的特殊性,原因在于影片没有刻意用家国情怀与民族主义去煽动观众的爱国情绪,赚取“低泪点”票房,而是在类型叙事的框架之内,填充进了对于当代中国伟大崛起的现实背景的理性认知,寄托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未来目标,由此在电影中彰显了强有力的新时代强音,不仅实现了思想内核与类型叙事的巧妙结合,更重新思考、奏响了“主旋律”之于当下中国的真正音色。因而,相较于近年来类型电影的主流化叙事中源自于创作者自发的、偶尔显得朴素的爱国情怀与对主流价值观的个性化体认与书写,《红海行动》的出现无疑预示着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全新生态的开启。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一大批内容质量与社会效益突出的电影作品,这些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电影依托各自独具特色的叙事表达以及对主流话语的高度认同与创新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主旋律电影的内涵与外延,开拓了主流话语与意识形态输出的新态势、新方法、新理念。然而,不得不警惕的是,这些电影虽然都体现出了自觉的类型电影承载主流话语范式,但其意识形态部分的书写往往具有自发性的倾向,因而在其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叙事分裂。而当其被表述为“主旋律电影”时,更难以避免地使官方意识形态为这种叙事断裂“背锅”,继而出现给主旋律“挖坑”的情况。因此,对主旋律电影叙事手法的发展历程、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时代挑战进行一次厘清与辨析是主旋律面对多声部聚合的当下做出清醒应对与精准衔接的首要任务。这不仅仅是对主旋律电影的历史经验总结,更是对其未来发展尽可能全面地做出理论预判与展望。

  1987年2月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将主旋律电影正式规定为弘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与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表现革命战争与中国革命精神成为该时期的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目标,而树立民族形象、表现政治诉求成为主旋律电影诞生伊始的主要任务。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世纪之交,彼时的中国电影市场正处于市场化改革的初级阶段,面对市场化的探索与“狼来了”的忧思,主旋律电影成为一种应对手段,是在日益商品化、竞争日趋激烈的电影交易市场中,保留了电影作为“人民的文艺”的传播力量。

  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资本入驻与文化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市场的主要趋势。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时期的电影事业受到了来自电影产业资本化、金融化的强烈冲击;而另一方面,通过跨文化、跨区域与跨国别的电影生产交流,尤其是随着香港影人的“北上”步伐,主旋律电影出现了尝试学习类型电影、嫁接主流叙事的创作实践。在前者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也尝试融入泛娱乐战略,尤其以启用全明星阵容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为代表;而后者则生产出如《集结号》《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以及以成龙的内地合拍片为代表的一系列采用高度类型化表达、试图传递主流价值观的电影,以期实现类型电影与主旋律的本土嫁接,尤其以《战狼2》突破56亿元票房为高潮。

  但如果细加观察不难发现,不论是这些影片之间还是个别影片内部的主流化叙事,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乃至分裂。例如《智取威虎山》是在间谍电影的框架下,采用个人英雄主义对革命题材进行当代重读;而《集结号》则采用微观视角切入宏大题材,由此在革命历史题材的背景下做出了个人化的解读。另一方面,在景观性的《战狼2》文本内外,也再次体现出了对主流话语表达的分裂:文本内部同时并存着大国崛起式的当代自信与打破“东亚病夫”招牌的“陈真式”叙事、退伍士兵高举五星红旗的“燃点”却配合着犹疑的官方行动。由此可见,这一历史时期下的创作实践,与具有指导性原则的主旋律电影的要求仍有距离,而如若将一种基于创作者个人视角的主流叙事实践等同于当下中国的“主旋律”之音,其可能带来的不可控因素无疑会对对外文化交流造成新的障碍。我们必须认可这一时期自发性的类型电影与主流叙事相结合的主动实践,认可其积极的探索价值,但却更应该谨慎地加以主旋律电影的定义,而更需要一种真正的主旋律强音的出现,为多声部的意识形态谱写正声。

  反观《红海行动》,依托类型化叙事手段将家国叙事与新时代主旋律巧妙地融于一体,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国家形象构建、一次正确的主旋律话语表述。这种主旋律话语表述的正确性,一方面源自于类型电影主流化叙事的不断实践,类型化叙事与主流话语之间缝隙进一步缩小,使剧情叙事与内涵表达更加紧密相连——在影片中突击队员为了保护人质邓梅等人安全,在面临保障丢失、遭叛军围困的情况下不怕牺牲、英勇战斗进行突围,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也反映出中国军队的自信与自强;另一方面也源于新时代主旋律的再度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时代的强音,重返世界舞台中心成为中国梦的新愿景。

  《红海行动》中对于恐怖组织的跨国打击,反映出当下中国面对国际事务所表现出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影片中进行武装撤侨与捍卫国民的热血刻画,在一定程度也是新时代中国“伟大崛起”的全新注脚。而在这一系列充满激情的图景背后,我们发现《红海行动》在战争场景拍摄中的军事顾问均来自真实参与“也门撤侨”行动的“蛟龙”队员;影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博纳影业等联合出品,而来自海军官方的指导也保证了其在进行主旋律表达时的“字正腔圆”;同时,影片拍摄过程中大量参考和学习国际法,力求做到电影中的戏剧行动与现实中的军事行动一样无懈可击,避免在意识形态的文化传播上出现“倒火”乃至自戕。可以说,承载着《红海行动》之“燃点”的核心,是冷静而理性的价值观建构与稳定传递,以及来自官方话语的坚定指导。

  正是在这样一种主旋律叙事的嬗变过程中,《红海行动》作为一个开端,开始真正使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进入了“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全新历史阶段。也正是在这个临界点的基础上,主旋律电影更需要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树立中国形象,更应该对于自身角色和身份界定有一个重新的整合,在保持文化自信发声的基础上开拓更为丰富的全球视野。

(编辑: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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