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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升学问题”折射社会万象

时间:2018年04月1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郑 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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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升学问题”折射社会万象

  ——印度电影《起跑线》带给中国电影的启示

  印度电影《起跑线》海报

  正在院线热映的印度电影《起跑线》在社交媒体与网络舆论上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喜剧基调使全片笑料频出、谐趣横生,片中印度夫妇为孩子进入名校而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大多数观众因看到他们与当下中国父母(尤其是居住在一线大城市的父母)育儿心理的高度一致性而感到兴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为人父母者,也在这部影片中找到了“国际盟友”。

  “教育沦为生意”仅仅是个切入点

  诚然,“起跑线”这一颇具误导性的片名,确令不少人将关注点自然而然放在了“不能让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显在主题上,进而把“可怜天下父母心”当作观后唯一的叹惋。然而,影片中印度中产阶级夫妇这种心态的形成,实际上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相应心态之间大相径庭。因为基于下一代的未来规划,影片中这对印度夫妇在阶级流动与对话上所作的种种努力,既关乎资本累积的多寡,更是基于其传统种姓阶级与近代殖民经验之上。这三种涵义之间相互缠络所造成的矛盾,才是影片意图揭露与批判的印度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所谓“教育沦为生意”仅仅是个切入点。

  《起跑线》希望传达的是,财富与资本的积累并非上升成为名流的唯一要件。在影片前半部分,为了女儿进入知名私立学校,主人公拉吉与米塔夫妇搬家住进高档社区,在豪宅中召集邻里举办酒会,拉吉因跳起有旧街区风格的舞蹈而惹怒米塔,使米塔拉断电闸中止了舞蹈。为了使女儿皮娅将来能融入这种充满伪善的“上流社会”,夫妻俩虽欲花重金购买奢侈品,浑身珠光宝气去参加学校面试,但所谓“真正的有钱人是低调的”,宣示着即便他们身价不菲,与身份上的上层人士仍有差距。

  这一阶级流动的阻隔存在于各个层级之中,由底层向中层的上升困境在拉吉的贫民朋友希亚姆身上体现得更为显著。虽然在一段拉吉与希亚姆两家人其乐融融的音乐桥段中歌词呼吁着“贫穷的人们,内心喜悦而充实”,却无法消弭希亚姆甘心殒身不恤为皮娅学费“碰瓷”而突出的悲怆感。而且,在剧情急转直下,贫穷身份成为了入学的“资本”,拉吉与米塔一边伪装成穷人,一边忙于向社交媒体上传篡改的海外旅行照片之时,他们却未曾真正为此放弃既得利益。

  在入学选拔中,希亚姆的孩子不出意料地落选,他在得知拉吉一家假扮穷人最终获取入学资格的真相后决定前往校长室举报拉吉,但却因被可爱的皮娅“治愈”而放弃了,他的台词“穷人没有资格大喜大悲”,恰是以宿命论的方式屈服于这个阶级流动的阻力。

  揭露中产阶级幻象与种姓制度遗留

  如果说穷人成为中产的阻力尚容易理解,那么阻挡中产成为名流的动力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种姓制度的残余影响。在片中,这种影响的残余被希亚姆一语道破:“我有名字,但他们从来不称呼我的名字,有等级的人才有名字。像我们,肚子大的就叫胖子、个子高的就叫竹竿……”种姓阶层的差异使得在更高等级的人看来不屑一顾的拉吉夫妇,举手投足中显示出的“高贵”与“含蓄”却屡屡为贫民感到讶异。

  显然,拉吉与米塔的身份对应了历史上长期从商的吠舍阶级,而希亚姆等贫民窟的居民则是首陀罗或旃陀罗,而且吠舍无论何等堕落,都不可能沦为真正的首陀罗。又如,米塔接水时对另一个首陀罗女人恶语相加获得了用水的权利,但以同样的方法对待为政府工作、发放配给的刹帝利时却被粗暴地拒之门外。希亚姆天真地以为他们能够成为真正的首陀罗并与之联盟,然而真正让希亚姆的孩子失去入学机会的恰恰就是这些假装破产的吠舍。

  希亚姆的孩子失去入学资格的段落,成为整部影片的分界线:这一段落之前导演不加掩饰地对印度社会中产阶级幻象与种姓制度遗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与抨击,却未在影片中提前预留足够的思想空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亦即这种针对资本占有与阶级固化的批判意识缺少建设性的另一侧面。这个段落之后,拉吉为公立学校提供捐赠、自我举报等换取心灵慰藉与救赎等行为,都成为维持影片喜剧向上基调的想象性、粉饰性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在最后的汇报表演中被推向了极致。喧闹声中,来自公立学校的贫民的孩子们使用扫帚、油漆桶、轮胎等象征阶级身份的劳动工具作为乐器,在私立学校的舞台上一展风采,台下的家长观众却无人能够准确辨识反而抱以喝彩。

  像棱镜一样折射社会中的诸多潜在矛盾

  近代印度的殖民经验致使其社会阶级除了受到资本与种姓的规制之外,还受到宗主国语言与政治共变关系的影响。影片中,英语成为中低阶级向上晋升、权贵阶级炫耀身份的利器,是人们权力意志的体现。希亚姆因儿子学会朗读英语课文喜极而泣,拉吉与米塔也为了给皮娅准备英文简历而搜索枯肠。

  而且,不同层级的人们面对英语也有不同反应,皮娅因为使用印地语而失去了坚持说英语的朋友,而生活在贫民窟的首陀罗们,则因为听到米塔口中迸出零星的英语单词而感到不知所措。虽然印度已脱离英国殖民统治70余年,英语似乎已可以被单纯看作印度社会象征某个阶级身份的工具性语言,但是这种“盎格鲁风”挟带的殖民宗主国阴云仍然挥之不去,这朵阴云所降下的巨雷,正是劈裂印度社会民意、导致阶级分化的潜在原因。在最后演讲的场景中,拉吉抱怨说“英语就是印度,而印度就是英语”,印度国家与印地语的主体性也正在被英语牵制与耗散。

  除此之外,《起跑线》规避了近年来许多印度电影所热衷于探讨的性别歧视问题,无论是《摔跤吧!爸爸》还是《神秘巨星》都将社会与家庭内部突出的性别歧视问题当作最基本的情节推动力与预设环境。试看《起跑线》中拉吉对米塔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反观《神秘巨星》中的丈夫动辄对妻子施以暴力,乍看之下似乎很难想象同一种社会文化会培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伦理。《起跑线》对印度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歧视女性现象“置若罔闻”,实际上恰恰是利用了女性性别上的“天性”——照顾孩子,并以此来使米塔在安排皮娅入学的诸事上获得绝对的话语权。但恰是这样的安排,说明了将妻子米塔的地位抬升至丈夫之上不过是影片的策略性、装饰性的修辞。

  不管怎么说,《起跑线》这部影片以批判印度教育制度的显在主题,像棱镜一样折射了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的诸多潜在矛盾,就像前不久在国内上映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瞄准印巴关系、种姓制度以及宗教冲突进行揭露,却以温暖、煽情与信仰作为其主题外衣,二者都采用了这种不至于打破影片情绪基调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然而,《起跑线》的特点在于将主题放置于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问题之上,这样更有利于其在海外传播中获得优势地位。总之,这部影片无论是其贴合社会现实的取材,抑或是具有深度与多维度的民族伦理价值思考,都是值得中国电影借鉴与学习的。

(编辑: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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